毛泽东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邓小平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把一个8000万人的大党凝聚起来？是信仰。靠什么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成为了燎原之势，使“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中国？还是信仰。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信仰坚定，党的事业才可能昌盛；信仰淡化，党的事业则会受挫。这已是被历史所证明的道理。
就政党的本质来说，信仰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为什么政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源于它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政党信仰，既是对政党本质的深刻认知，又是对工人阶级政党先锋队性质的高度自觉。信仰来不得半点含糊，也来不得一丝虚伪。不丢信仰之名却放弃信仰之实，可能会有暂时的蝇头小利，却终会导致政党大厦的坍塌。这在世界上一些政党的实践中是有血的教训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从南湖烟雨中起航，中国共产党经过９０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众望所归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航者。
这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时代的召唤。
历史的必然
距离嘉兴南湖不远，是以大潮闻名的钱塘江。
当年，孙中山观潮而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波涛汹涌中，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然而，一个曾使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大国，依然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生灵涂炭。
一时间，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大小政党达３００多个。１９１３年５月出版的《国是》杂志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
与此同时，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思潮喧嚣一时，但都成为过客。三民主义也未能救中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见到了曙光。伴随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读到了中国的希望。这些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
北京西郊，一所俄式建筑苍翠掩映。中央档案馆陈放着几封套红信纸，陈独秀和李大钊通信墨迹犹在，那是在讨论着中国未来。１９２０年春天，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应该给新成立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李大钊回信：“叫共产党！”
翌年伊始，长沙“景象簇新”。在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２８岁的毛泽东发言说：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
在中央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本填写于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６日的中国共产党党证：
籍贯：湖南
职业：苏维埃工作
社会出身：知识分子
入党时间：１９２１年５月
在这本党证上的落款处，“毛泽东”三个字格外醒目——此刻，毛泽东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从１９２０年夏到１９２１年春，作出同样选择的不止毛泽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相继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欧洲和日本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也积极行动……
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一个全国仅有５０多名党员的“异类”，一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会在此后的岁月里叱咤风云。
人民的选择
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挺立时代潮头，短短１３个月，就领导了安源工人罢工、开滦工人罢工等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者达３０万人。此后，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
１９２７年“４·１２”大屠杀带来的白色恐怖，让不少人感到前途莫测，一时间脱党人数猛增。但彭德怀、叶剑英、贺龙等国民党将领却在此时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
选择中国共产党，就是选择“翻身”——“打土豪，分田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共产党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拥护，他们争相让亲人“挂红”。
选择中国共产党，就是选择“希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宝塔山成为民族希望的灯塔，无数热血青年奔赴延安。
选择中国共产党，就是选择“解放”——解放区１亿多分到土地的农民，或送子参军，或自己支前，用小推车推出解放战争的胜利。当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国民党有全副美式装备的４３０万正规军，到１９４８年总兵力只剩下２００万出头，而解放军总兵力却增加了２００多万，大多数都是渴望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
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比较中作出的。
战火纷飞之时，返回南方还是留守北平？
早在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已开始向台湾抢运文物、黄金和白银。然而，蒋介石抢走了黄金，却搬不动人心。在“中央研究院”的８１名院士有７３％的人选择留在大陆。李四光、竺可祯、华罗庚、茅以升、童第周、苏步青、梁思成、郭沫若等大多数院士都站在了共产党一边。
从１９４８年秋到１９４９年春，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柳亚子……一批批民主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抵达解放区、走向光明。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５日，蒋介石黯然登船永别故乡。
时代的召唤
在一个１３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课题。特别是十年浩劫之后，中国面对的是与世界的巨大差距：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小时起降６０架飞机，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小时起降２架；日本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５０万种，而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２．２万种……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的话振聋发聩，“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这是关键抉择，是强国之路！
１９４９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２７美元，而印度人均５７美元，整个亚洲人均４４美元。
然而，２０１０年，中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４０００美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使近５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如果１９７９年有人告诉我说，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会觉得是个笑话。而现在，中国竟然实现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弗朗索瓦·鲁布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是一个重大的举措，让闭关锁国的中国真正回到了世界舞台。据新华社
九十年前的星星之火
为什么，这个当年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团体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成就旷世大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里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历史的必然！
数十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组成的一个小党，在1921年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悄悄开会，几乎没有被人注意——除了租界中的密探与巡捕。连开会者本人也都不曾预料到，这些人，这个党，注定要在中国叱咤风云，30年后在中国一统江山，将中国改变为红色。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从理想主义开始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来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他把《新青年》杂志也带到了上海，开始在杂志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同他一样热心做这件事的，还有一批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政治家、却分属各个阵营的人物：李汉俊、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
当然，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内容庞杂，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支。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但限于通讯条件和各种封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未马上传入中国。
然而在1918年的冬天，“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者王光祈已经感觉到，李大钊正开始“向左转”，他已经渐渐将列宁领导的苏俄革命视为通向世界大同美好理想的光明大道。
李大钊，认识他的人，说他“诚实，谦和，”“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但在他的文字中却洋溢着挥舞泼洒、几乎破纸而出的澎湃激情，那才是他的真实心灵。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中最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是一种必然。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政府，应该推翻。“他们原来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以暴易暴，其中的血腥恐怖不足为法，”但现在他们又发生了以下疑问：“苏共如果不采取暴力手法，俄国的专制腐败政权会自动坍台吗？苏共如果不实行专政，新政府在内有资本家反对，外有协约国武装干涉的情形下，能够轻易站立起来，而且屹立不摇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重新估价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了。”历史学家陈永发写道。
书生走向革命：转向共产主义
1919年冬天，在王光祈的积极推动下，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成立起“工读互助团”，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基本废除私有财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认为工读互助团发展到一定数量，可以向资本家施加压力，进而改造整个社会。
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马上就遇到现实问题：他们赚不到钱。这些学生出身的青年们，靠洗衣服、开饭馆、放电影等连自己都养不活。仅一个多月，就开始运行艰难，最长的工读互助团，也顶多坚持一年，便烟消云散。
１９２０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将目光投向了苏俄。
在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上，王光祈的发言冷静却强硬，“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违背此项精神者，即作为违背学会宗旨，请其出会”。然而在他的心里恐怕已经感觉到，这批信仰共产主义的会员的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阻挡了。
苏联：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开“一大”时，只有56名党员，到了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就发展为有1万名党员的全国性大党。发展如此之快，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曾有这样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为天时；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是为人和；而地利，则是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这一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
植根工农：赢得劳苦大众认同
中国共产党立志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开展工农运动一直是主要任务之一。从中共成立以后，其所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等已经震惊中外。林祥谦、施洋等一批中共党员为了劳工的利益献出了生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情、理想和鲜血，赢得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认同。
在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在他们所擅长的开展工农运动上，更是搞得如火如荼。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
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大革命推向高潮。上海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发，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北京、广州、南京、重庆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据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而共产党员的人数，也迅速发展到了1万多人。
“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已经具有了全国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杨奎松说。据《中国新闻周刊》
谁不是遍遭“九九八十一难”方修成“正果”？
建党90周年之际，研读党史，在感慨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之艰苦卓绝、革命先辈奉献牺牲之慷慨激烈的同时，不禁思索：假若没有漫漫90载的非常历程、峥嵘岁月，没有一场场存亡抉择、生死考验、血火淬炼；没有一次次失败挫折、艰辛探索、奋斗拼搏，而是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平畴坦陌，还会不会有如今这个自强不息、生机勃勃的大党？
磨难出英雄，忧患创伟业，“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于90年的节点上蓦然回首，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视野中，处处是可歌可泣的“非常之观”：从上海租界的石库门、南湖上的一只小船、“八一”起义的枪声、“地球上的红飘带”到天安门城头的庄严宣告，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从“98抗洪”、抗击非典、抗震救灾到迎战金融危机……
非常之观，源自不懈之跋涉。古往今来，世事如登山，若非历尽险、远，则难觅“非常之观”。如果说“险”首先鉴判的是勇气、胆识和气魄，那么“远”则更多地考验信念、意志和能力。在历尽千难万险、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提醒自己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要求自己“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积90年只争朝夕的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也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震撼和启示。
非常之观，始于经常之忧患。人类历史上，举凡建立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者，谁不是遍遭“九九八十一难”方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崛起于民族救亡历程，又引领新中国走过了无数的封锁、禁锢、危机、灾害。每一项巨大的成就、每一次可喜的进步，无不伴随着复杂的挑战、探索的艰辛、改革的阵痛，从困境中不断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总是从困难中想办法、在灾难中谋进步。
90年风起云涌，90年波澜壮阔，90年的光辉篇章凝结着历史的沉思，也将夺目的光芒照进现实。“行百里者半九十”，党正带领中国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出发，创造更为壮美的“非常之观”。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