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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盼望政策阳光更多照耀我们”

来源: 甘肃经济日报  作者:   2015-09-11 10:55  编辑: 顾洋


  “盼望政策阳光更多照耀我们”

  9月7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柿贝民族小学教师覃荣波在给一年级唯一的两名学生上课。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乡村教育。记者调研发现,虽然近年来乡村教育进步巨大,但边远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建设中的短板问题仍十分严重,尤其师资问题是“最痛的痛点”。

  怎样的乡村教育才能托起农村明天的太阳?面对几个月前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人们普遍期盼,各项政策能精准发力,尽快落地,让“漂亮的薄弱学校”不再薄弱。

  山区教育“天井县”现象的背后

  桥东头和桥西头,教师工资差了千余元;相邻的两个县,贫困生补助比例翻了一倍多……

  记者近日就乡村教育调研时发现,在中、西部交界的山区,悄然出现“四周崛起,中间凹陷”的教育“天井县”,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人口基数大、密度高、长期相对缺乏关注的中部地区,在东部资源汇集、西部政策利好的现状下,是否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的“洼地”?

  20米小桥,划出农村教育贫富差

  从长沙驱车7小时,穿过数座大山,才能到达位于湖南西南角的国家级贫困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地处武陵山、雪峰山两大山脉之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也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通道县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份交界区域,作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通道县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牙屯堡中学,位于湘、桂、黔交界的核心区域,是通道县牙屯堡镇唯一一所乡村中学,有初中3个年级,708名学生中,汉族学生仅30余人,绝大多数是侗族,还有少部分苗族。

  从牙屯堡中学坐车到通道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离贵州林溪中学仅40分钟车程。尽管“比邻而居”,但与三江县、龙胜县、黎平县相比,不少方面差别很大。

  以教师待遇为例,牙屯堡中学的教师平均薪资在每月2100元左右,用校长吴必钢的话说,“两千元工资,如果只在乡下住着不进城,还可以维持,但是不敢生病,病不起。”而在相邻各县,教师平均薪资水平至少高出千余元。

  全国人大代表、通道县一完小校长蒙兰凤向记者举例:三江县沙宜村和通道县甘溪村相邻,两村之间架了一座不到20米的小桥,“桥东头和桥西头的两所学校,老师工资差了一大截”。

  除教师待遇外,学生资助、补助情况也有较大差距。吴必钢说,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住侗寨,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属于侗寨里面比较穷的家庭,勉强维持生活”。但国家财政发放的每年1250元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学校只有40%的学生可以申领。

  “真正需要这笔资助费用的学生比例在80%到90%,所以只能‘轮流坐庄’,除了特别困难的,其余名额只能今年给你明年给我。”而据通道县提供的材料,在属于其他省份的相邻地区,这一项补助的覆盖比例是100%。

  另一项“差别政策”是学生营养餐。“有家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学资源,背着铺盖带着家当从大山里出来,把孩子送来县城读书。”蒙兰凤告诉记者,学生营养餐补助计划,通道县仅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享受,而且广西等一些地区,这一补助是城市农村全覆盖。

  “通道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大农村,在县城学校上学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却享受不到营养餐。”蒙兰凤说。

  政策不均造就教育“天井县”

  “政策阳光能不能更多照耀我们?”蒙兰凤、吴必钢等基层教育工作者不明白,“明明是紧紧挨着、‘山同脉、水同源、人同俗’的相邻县,为什么通道却成了被裹在中间的一个教育‘天井’,各种资源都是‘凹陷’的?”

  湖南通道县、广西三江县和龙胜县、贵州黎平县基本县情接近,皆以侗族为主,均属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地区。广西、贵州的三个县呈U字形环绕在通道县的东、西、南方向。截至2012年,通道县侗族人口比例最高。

  通道县提供数据称,2012年该县GDP总量在四县处于末位,比其他三县均少1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上,2012年其总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都处于末位。

  记者了解到,尽管经济状况处于末位,但由于通道县没有被列入西部大开发等多项政策倾斜扶持范围,因此在扶持政策上与周边不少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教育领域尤其明显。

  通道县教育局计财股股长莫政林介绍,武陵山片区农村中小学教师享受津贴,在湘西自治州这份津贴由省财政全额承担,而在通道县,省财政补助60%,县财政需配套40%。“上级政策要求教育配套资金比较多,2014年通道县本级财政配套906.1万元,仅这一项就占县本级财政收入的5%。”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目前湖南乡村教师人均月收入2483元,待遇低导致偏远乡村学校的教师流失严重,“贵州省的乡村教师待遇远高于湖南,湘黔交界处的怀化市等地,不少教师向贵州省所辖的附近学校流动。”

  莫政林说,在学生补助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面存在较大差异。广西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国家级扶贫县补助面100%,而通道县仅40%。2013年,通道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有7747人,但得到补助仅4471人。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面和县财政配套同样存在差异,莫政林说,广西上述县补助面40%,且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8∶2分担,而通道县仅补助30%,且分担比例为6∶4。

  事实上,通道县因受地域制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很多。如果依据城乡低保家庭幼儿、孤残幼儿、烈士等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幼儿、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幼儿等标准计算,通道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占比达57%。

  另一个数据,或可侧面说明贫困生补助比例的不均衡: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截至2012年,通道县处于末位,比三江县、龙胜县和黎平县分别低1130元、906元、853元。

  教育“洼地”:“不东不西”的尴尬

  教育“天井县”湖南通道,是中部地区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中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是否呈现出“不东不西”的尴尬现状?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眼里,答案是肯定的。他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例告诉记者,西部经费是中央和地方财政8∶2解决,而在中部这一比例是6∶4。“这种划分,是由行政区划来硬性划分的,一部分中部地区经费甚至比西部还紧张。洼地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2012年东、中、西部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9603元、4166元和6061元,中部地区仅为东部、西部地区的43.26%和68.73%;人均教育财政支出方面,2012年中、东、西部地区分别约为900元、1600元和1300元,中部同样处于末位。

  资源差距和政策倾斜的效果开始显现: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增长速度落后于西部,中部地区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洼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4年3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国31个省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和2010年186个区县校级调查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小学和初中均衡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增幅均低于东、西部。

  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则显示,中部地区教育行业年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也落后于东部地区和部分西部省份。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中部地区教育投入逐年加大。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

  然而,与中部“掉队”的现状相比,任务仍然艰巨。

  对此,储朝晖建议,破题“中部新洼地”的整体思路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硬性的宏观区域划分,转化成对个体的关照。”实际操作中,他建议将行政区划进行细化,考虑到同省不同区县等具体情况。“对地区经济能力、发展现状的评估要更科学全面,多维度进行。”

  还有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扩大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补偿性政策覆盖范围,形成向中部倾斜的政策体系。例如,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政策;中央财政予以中部农村义务教育以重点支持,并适当降低地方政府配套比例;中部地区农村教师地方津补贴和“三险一金”实施中央专项补助等。

  农村教学点探析

  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在偏远的乡村,散落着一些教学点……

  到底是应加大力度撤并,还是应适当恢复?教学点撤并如何兼顾公平和质量?记者近日调研发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上课是教师下课是厨师

  每个教学点平均只有不到11个学生、不到3个老师,老师年龄结构偏大,大多数临近退休,教学方式陈旧单一……兰州市教育局的一份调研报告这样显示。

  这不只是兰州一地的情况。记者走访湖南、河南等地农村教学点发现类似问题普遍存在,一些教学点甚至已经到了教师后继乏人的境地。

  河南省济源市和平教学点、湖南省慈利县龙潭湾教学点均因为找不到新老师接任,不得不返聘已经退休的老教师继续从教。河南嵩县车村镇纸房教学点3名公办老师都已58岁。济源市农村教学点56岁以上的老师占到34%。

  不少教学点的老师身兼多职,上课是老师,下课是厨师,放学是保安,晚上还要兼职当保姆。龙潭湾教学点的卓从美老师靠着一只义肢坚守在这个只有8名学生的教学点。他在校园里开辟了菜园,种了黄瓜、豆角、白菜等。“早中餐都是我做,孩子们很喜欢吃,我很高兴。”

  “当时有人笑话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既是炊事员又是保育员。”和平教学点退休返聘的张学明老师说,几年前教学点有孩子寄宿时,他不仅需要做饭、照看孩子,有时候还得走两里山路去挑水。和平教学点最多时有80多名学生、7名老师,如今只剩下张学明和9个孩子。

  一些教学点的老师对教学质量缺乏信心。嵩县车村镇申疙瘩教学点有一、二年级共25名学生,41岁的代课老师谢爱新负责两个年级所有课程。她说,如果有条件,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里上学。“一个老师教所有的课和一个老师专心教一门课,效果肯定是不同的。”

  河南教育学院教授徐玉斌认为,由于教学质量同城市差距不断拉大,村民对村小、教学点的态度已由“村村办小学”时代的大力支持变为不闻不问,有能力的家长都将孩子送走了,留在教学点的多是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很多家长对教学点的期望仅仅是照看好孩子不出事就行。

  教育部门“惜投”师生加速流失

  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各地空壳学校越来越多,教学点的学生也将继续减少。

  据河南省教育厅统计,从2011年底至2014年底,平均每个农村教学点的学生数从166个下降为71个。

  湖南省桑植县一所由省级部门援建的小学如今只剩下漂亮的教学楼,记者前去探访时,宽敞的校园里只有几名中年妇女在打牌,许多校舍已经被村支部、村委会占据。此前这里曾是一所完全小学。

  “钱往农村投,人往城市流”,这导致各地对教学点的财政投入也存在矛盾心态,虽不会主动撤并,也不会大量投入。记者调研的地方教育部门对教学点,均以保障底线、维持现状为主,有限的教育经费和项目很少往教学点倾斜,基本上处于等待教学点自然消亡的状态。

  根据规定,教学点不足百人按照100人核拨经费,乡镇中心学校不得以统筹的名义截留、挤占、挪用、克扣村小学和教学点公用经费。不过,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部分地区,这些经费并不能直接核拨到教学点,多由中心校统筹安排使用。

  教育部门还规定,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相关义务教育项目资金,要优先用于解决村小学和教学点的办学困难。这一规定在一些地区同样难以落实。“全面‘改薄’资金缺口巨大,连那些成规模的农村小学都保证不了,怎么可能先改造教学点呢?”一位地方教育部门人士告诉记者。

  徐玉斌认为,一方面,教学点规模小、投入成本高的低效率特征,影响了教育部门对教学点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简单的资金投入不足以改变教学点的教学质量,家长们“用脚投票”又进一步强化了教育部门“惜投”的心态,这一闭合的因果循环形成的离心力,使得师资、学生、资金都无可避免地选择逃离教学点,政策约束只不过暂时延缓了逃离的步伐,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逃离的趋势。

  “教学质量才是最核心的公平”

  “教学点撤并实质上就是如何兼顾公平和质量的问题。”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说。

  受访的基层教育界人士认为,要提升农村教学质量,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这又可能导致部分困难群众孩子上学难,甚至辍学,正是在兼顾“公平”和“质量”的问题上,教学点陷入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能”的尴尬境地。

  “保证了教学点不等于保证了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才是最核心的公平”“农村教育最大的短板就是教学点,这个短板堵不上,均衡发展就难以实现”“教学点越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越难”……

  这些说法代表了不少基层教育人士的观点。他们认为,逐步减少教学点,对农村中小学进行适度超前的集中,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整合资金集中投入,这样既能让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又能更好地整合配置资源,也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师资短缺难题。

  如何防止教学点撤并过程中出现的上学远、上学难和辍学问题?一些基层教育人士建议,可以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思路,将分散补助到各个教学点的公用经费和项目资金集中使用,用于建设一定规模的寄宿制学校,聘请生活老师,将教学点的孩子集中到寄宿制学校读书,或者,将经费补助给家长,让其到乡镇中心小学陪读,这样可以实现资金、师资和学生“三集中”,既实现公平,又保证质量。

  湖南教育界一位人士算了一笔账:一个10人的教学点每年公用经费为6万元,这笔钱即使全部划拨给教学点使用,也无法吸引到优秀老师,更无法提升教学质量,留住农村生源。若将这10名学生集中到寄宿制学校,完全可以免除其寄宿费,并聘请到生活老师照看起居。

  “与深山扶贫一样,投再多的钱,不如搬迁下来,这样孩子吃得好、学得好、睡得好,家长也满意。”湖南省桑植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朱先怀说。

  受访基层教育人士还建议,在适度超前集中的基础上,也要保留一些必要的教学点,保障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群众孩子上学的权利,并通过更大力度的倾斜政策,比如大幅度提高教学点老师的工资待遇等,吸引高素质人才到教学点任教,提升这些教学点的教学质量,防止剩下的教学点成为农村教育的“洼地”。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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