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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百强县”榜单乱象与土壤

来源: 甘肃经济日报  作者:   2015-09-14 16:13  编辑: 顾洋


  “百强县”榜单乱象与土壤

  一家民营机构的“百强县”榜单,在县级政府与评级机构的“双赢”默契下,虽然怪象频出,公信力一度广受质疑,却依然多年大受欢迎。

  从9月5日开始,“中郡所·中国县域经济网”的网站就打不开了,显示域名有误或网页不存在。这个消失了的网站,在十天前还曾引发新闻热点。它推出的《第十五届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即“百强县”榜单,被多地媒体宣传、转发。

  自从2007年国家统计局终止了其多年的百强县评比后,中郡所的榜单就赢得广泛关注,热闹依然持续了七八年。

  许多人并不清楚的是,这份榜单的推出者,是一家名为北京中郡经济发展研究所(下称中郡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2011年,因将22个国家级贫困县列入百强县名单,它的公信力与资质曾受到大批媒体质疑。

  但直到现在,它仍然在做相同的事。

  中郡所多次“变身”

  中郡所成立于1998年,从2001年开始做百强县榜,至今先后三次“变身”。其成立时名为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2005年,将“研究所”换为“咨询所”,仍是企业经营。

  工商资料显示,中郡所注册资金10万元。其经营范围包括区域形象策划与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零售图书。

  7月8日,它被公布经营异常警示信息:未于今年上半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这一警示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已将精力转向新机构的运营——2013年9月,中郡所重新注册为北京中郡经济发展研究所。看上去名称变化不大,但性质却由企业变为了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记者查询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显示,这一机构开办资金30万元。业务范围包括:经济发展领域的课题研究、咨询服务、培训及交流活动。根据管理条例,此类单位须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资金来源为捐赠、资助。须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资金来源有关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从企业到社会组织,中郡所所能公开的盈利方式变了,从形象设计、零售图书等,变为了捐赠、资助。

  在网站上,中郡所宣称百强县评比原则是“不收费、不发证、不授牌”。然而,据2011年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固始县统计局一位干部说,中郡所每年都邀请该县加入评比,“但同时他们要求我们购买数十套标价380元的《县域经济年鉴》。我们办公经费都紧张,哪里有钱买书?”

  上述报道中,中郡所工作人员朱先生透露,有不少县市希望提高自己在“百强县”榜单的名次,这就需要合作收费。“中郡所官网有‘县域经济论坛’、‘县委书记和县长论坛’、‘地市州盟’等多个栏目,平时会策划专题报道,收费标准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不少县市领导在这里发表了署名文章。

  其后,中郡所所长刘福刚在一篇媒体专访中辟谣,认为不存在县市参加或不参加、申请或不申请、自愿或不自愿的问题。然而在两次专访中,他都未透露中郡所的经济来源。依据民办非事业单位管理条例,中郡所有义务向社会公布资金来源,但在其网站上遍寻不着。

  9月初,记者走访了中郡所注册公司与社会组织机构的两个办公地点。前者是一间小办公室,房门紧锁。后者位于海淀区郦城工作区,具体地址在中郡所网站上查询不到,联系电话也无人接听。办公区并没有前台和公司名牌,见记者到访,几位工作人员匆匆关上了门。

  就在同一个注册地点,刘福刚还有另一个公司——2011年初注册的北京中郡世纪地理标志研究所。注册资本20万,经营范围为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这家地理标志研究所在2013年出版了《中国地理标志发展报告(2013)》,今年5月做了《全国地理标志登记注册数量报告》,将地方特产与地方名相匹配,给出评级。

  就在中郡所县域经济网站打不开的四天后,9月9日夜间,这个地理标志研究所的网站也不能再打开了。

  榜单怪象和不知情的专家

  与其身份多变相比,中郡所百强县评选标准的模糊粗糙,被更多人质疑。

  在百强县名单上,评选标准有三: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相对富裕程度等级、相对绿色指数等级,百强县打分为三档:A+、A、A-。

  然而所有上榜县市(即县级市)的经济基本竞争力均为A+。

  2011年中郡所的评价报告中说,“相对富裕程度等级”的评价方法是,“以‘居民收入水平’为基础,结合消费、储蓄、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等方面来开展的反映富裕程度的评价工作”,却没有打分公式与指标权重。

  而“相对绿色指数”则更为粗糙:“包括绿色经济、绿色环境、绿色宜居等三个方面,参照国家有关部门业已开展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生态县(市)、绿化模范县、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等工作理念和有关指标,制定出县域相对绿色指数评价的基准指标值,再评价各县域经济强县的相对绿色指数”。然而,其所谓基准指标值并未公布。

  在新华社2011年的报道中,固始县统计局核算股股长胡国春表示:“‘中郡所’传来的定评表格包括‘科学发展指数’等30项指标,提法很业余,很难反映县域经济发展实际情况。”

  在这种标准下制定出来的榜单怪象频出:据人民网统计,曾有陕西定边县、贵州盘县、重庆开县、广西田东县等22个国务院评出的“国家级贫困县”入选2011年中郡所百强县,而且那一年百强县中列入了126个县市,其中仅第56名就有七个。

  2014年,多年坐稳头把交椅的江苏昆山竟然从百强县中完全消失了。而昆山当年是全国首个GDP超过3000亿元的县级市。

  在中郡所网站上,查询不到百强县编制榜单的团队成员与人数。唯一表现资质的是“专家与观察家”一栏,包括所长刘福刚在内有21人,身份与供职单位也足够重量级:《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部长、国家发改委研究部门领导、农业部司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等。

  记者随机询问了其中三位,却都表示对自己名字被列入中郡所专家名单毫不知情。

  名单中出现的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对于是否与中郡所打过交道,表示“不记得此事”。

  另一位专家,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前几年参加过他们组织的活动,近几年未参加过,对他们的情况不太了解。”

  而名单上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经济学家与肖金成的说法一致。“原本以为是讨论会,结果去了一看是个规模挺大的发布会。当时模模糊糊有个印象,他们用的指标比较简单,觉得题目做得有点粗。具体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也没有在会上讲。”他回忆,会后与中郡所和当时发出邀请的记者都再无联系,更未曾被邀请当过专家顾问。

  当时联系他的那位记者,在中郡所网站“专家与观察家”名单中位列第二,介绍为县域经济资深专家。

  在2011年9月被媒体讨伐后,刘福刚接受了一家网站的专访,他反复表示,“近期个别文章的质疑,很明显是对民间机构进行打压,其背后有利益操纵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榜单受谁欢迎

  2007年,国家统计局终止了其多年的百强县评比。此后,中郡所的“黄金时代”来临。

  那年起,中郡所至少连续五年举办“县域经济发展交流会/研讨会”。举办地区都是榜单上的县市:四川郫县、广东增城、湖南长沙县、辽宁海城、江苏江阴。

  除了研讨会,中郡所所长刘福刚的“调研”也是马不停蹄。记者粗略查询,自2004年至2014年之间,刘福刚去过多达23个县(市)。其中20个地区考察,均出现在2007年后。

  他所到之处,基本上均由当地副书记、副县(市)长级别的领导带头陪同。

  考察内容也格外庞杂,无所不包。例如2009年在山东博兴调研,他先后去了十家业务各异的公司以及污水处理厂、市民健身广场、实验中学、人民医院、有机蔬菜基地等等。距今较近的一次活动,是2014年7月,他在湖北宜都,由市委书记和教育局长陪同考察了一所小学。

  如此看重一家民营机构的到访,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于百强县评比的重视。

  2011年10月,辽宁北票市政府制定了《北票市争创全国百强县(市)实施方案》,市委副书记还曾撰写《北票市争创全国百强县路径分析报告》。报告所针对的就是中郡所的评比,虽然也指明其并非官方排名,但仍旧规划了当地进入百强县的一系列办法。

  还有一些志在入榜的地区邀请中郡所去当地“指导”。

  2008年8月,河南永城开展了“永城距全国百强县有多远”的专题讨论。当时永城排在县域经济发展第124位,与百强县近在咫尺。此次专题讨论会,专门邀请了刘福刚去作报告。

  第二年,永城市就进入了中郡所的百强县名单,排名恰好是第100位。此后至今,永城始终出现在百强县中。今年当地也有报道庆祝永城排名86位,比去年上升一位次。

  实际上永城所在榜单是“推动类”百强县,也就是富裕程度、绿色程度或经济发展稍弱的地区,中郡所解释为需要“正面引导和侧面促进”、“推动发展”。在2015年榜单中,有101个百强县(江阴、昆山并列第一),以及10个推动类百强县,它们也计入全国排名。

  其中有五个富裕程度A-的地区,刘福刚去过三个,除了河南永城外,还有江苏沭阳和贵州盘县。其中沭阳排在全国第44位,打分为A+、A-、A。然而排在它后面的,第48位辽宁普兰店市,打分却是三个A+。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让人看起来显得混乱的评分,评选标准到底是怎样的,网站上并未对此作出解释。

  今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推出县域经济调查报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5)》。

  报告的主编吕风勇带着七八个人,做了十个多月的调查。他们在GDP(超过1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与规模以上企业个数(50家以上)的标准下,选出了全国400强样本县市,再进行分析排序。他说,“如果我是民间机构,可能也会在名次上做些变动。为了活下去。”

  吕风勇对记者说,“你跟哪个县说要调研一下,肯定让去,至少也有些经费。如果我为了赚钱,把哪个标准变变,让你进百强,那不也得给个几十万的?”

  报告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吕风勇先后收到过几个县市打来的电话,多是发改委或统计局打来的,也有县委办公室,询问计算方法和打分依据。“也有极个别的,直接说,你看我们怎么样?能不能进百强?”

  吕风勇说,对评比最敏感的,是在100位之后的一些地区,想努努力排到前一百来。作为社科院的研究机构,他做的这个课题得到单位支持,但资金并不多,第一年比较艰苦。出书之后,申请补助又被否定了,后来还是他自己在小课题里划了几万块钱。

  调查辛苦,资金支持又少,吕风勇开始考虑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也许做一两年也就不再做了”。

  对于民间评选机构的活法,他说,“中国也大,他们一年有一两个县支持一下,就差不多了。”本版稿件均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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