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台 沉寂在黄土塬上的商周文化

　　沟壑纵横、梁峁起伏的黄土地上，黍、稷、小麦恣意生长，让灵台在古代成为中华农耕文明和农耕技术的发祥地之一，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帝后裔密须国，神州祭天第一台“灵台”，西周的重要封邑密国，“三女丧国”……不管是一个个久远的历史故事，还是吟唱数千年的《诗经》，还是出土的一尊尊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因周文王伐密所筑“灵台”为县名的灵台县，处处蕴含着灿烂辉煌的商周文化，尘封着一段段金戈铁马的沧桑历史。

　　

　　

　　

　　

　　

　　

　　

　　

　　

　　

　　

　　

　　

文王伐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这八个字，道出了周王朝韬光养晦，顺势而为，从弱变强，不断变革，问鼎天下的发展之路。

　　在周王朝壮大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在灵台的文王伐密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诗经·大雅·皇矣》这样描述了文王伐密事件：“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

　　文王伐密所指的密须国的故城位于灵台县百里镇境内，这里北依十字大塬，南为山丘，群峰叠翠，东西是宽广平坦的达溪河川，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密须国故城位处达溪河和南川河交汇的西边三角台地内，台地西依吴山，坐西向东，广约千亩。东、西、南三川，易守易退，古为兵家必争之要地。

　　五千年前的黄土高原上，轩辕黄帝的后裔姞姓密须氏在泾水支流的达溪流域繁衍生息，商朝时期成为氏族方国——密须国。但密须国具体何时立国，现有的文献不足证明。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密须国听命于商王，代表殷商号令周围虞、芮、卢、共、阮等方国或部落，成为部落方国的首领，还拥有商王授予的“密须之鼓”以及大路，是镇国重器，代表商王朝管理周围方国，镇守商朝的西北地区，势力很强大。鼓乃礼乐之器，且用于战争，指挥进退，是一种强权政治和权力的体现，大路则是密须君王豪华的马车。

　　这个时期，作为泾渭流域方国的周也逐步壮大发展了起来。商王朝为了征服周，先是文丁杀了周太王季历，一度引起了周人攻商。周文王姬昌时，韬光养晦，谦恭忍让，被商王殷纣囚禁于羑里，后采取联姻在内的一系列亲商政策，缓解了商王殷纣的猜忌，封爵为“西伯侯”，代周行使对泾渭流域的管辖，掌有斧钺征讨的特权。

　　两个相邻的方国，都拥有实力和野心，其争斗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自身实力的壮大，周文王姬昌一直为讨伐商王朝做准备。为试探商王朝，壮大实力建立灭商联盟，解决讨伐商王朝的后方巩固的问题，伐灭拥有野心和自己争夺主宰权的密须国成为周文王姬昌成就大业的首要选择。

　　在密须国侵夺周边小国阮的土地和人口，抢截共国送给周文王姬昌贡品的事件发生后，周文王姬昌终于等来了攻伐密须国的机会。攻伐密须国之前，周文王姬昌与属下进行了慎重的讨论研究，统一了意见，在姜子牙等大臣的支持下，决定出兵伐密。

　　公元前1057年，周文王姬昌以援助弱小的国家，征伐不讲道义的国家为名，亲自率大军，联合共国和阮国的军队，一举灭掉了实力强大负隅顽抗的密须国。《吕氏春秋·用民》说，“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亦说，“密人自缚其君而归文王。”就是说，周人攻入密须国后，密须人倒戈归顺将君王捆绑给了周文王姬昌。

　　伐密中，周文王姬昌还获得了两件战利品，一是密须之鼓，一是大路，密须君王的马车。《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大蒐是当时天子举行田猎时检阅部众之礼，周文王姬昌将其二物用于大蒐之礼。

　　伐密成功之后，周文王姬昌建立稳固后方的战略意图实现了，把密须之地及其邻边广阔区域掌控在了自己手中。控制了密须国所在及其周边的地域意味着完全控制了泾渭流域，成为制约联络西戎诸部的枢纽和依托。

　　对西周来说，其发展和灭亡都和密须有一定的关联。文王伐密后，为了保障西周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周武王三年（公元前1122年）在原密须国的故地，分封同姓密国。公元前945年，密国国君密康公陪同周共王到泾水边巡游，有三个美丽的女子偷偷投奔了密康公，作了他的姬妾。

　　周共王离开密国后，密康公的母亲隗氏听说此事后，特意劝说密康公：“你既然得到了三个漂亮的女子，就应当献给共王。俗话说，‘三’是最大的数字，三只野兽就成了群，三个人就成众，三个漂亮的女子就灿烂无比了。共王外出打猎从不敢取‘群’，生怕被人指责贪婪无度。三个漂亮女子连共王也受用不起，你有什么功勋，怎么敢独自享受？你这样不计后果，只怕亡国不远了。”

　　密康公最终没有听母亲的劝告。后来，“三女投奔”的事情被周共王知道了。共王非常恼怒，认为这是“藐视天子，违背周礼，图谋不轨”，于是灭了密国，史称“三女丧国”。

　　密国的灭亡，削弱了西周以西的边政和防务，打开了西周西边的门户，加速了西周王朝的败亡。共王之后，西周多种社会矛盾聚集和激化，周厉王时，发生了“国人”暴动，后来，虽然出现了周宣王中兴，但到周幽王继位后，又出现了“烽火戏诸侯”，犬戎由西向东攻入关中，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筑台祭天

　　

　　为庆祝成功伐密，周文王姬昌在回西岐的路上，途经荆山之麓（今天灵台县城）时，决定打破只有天子才能祭天的规定，在这里修筑“灵台”，与民同乐，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

　　周文王姬昌选定了祭天的日期后，一方面用密须之鼓召集老百姓修筑“灵台”，一方面派使臣前往各诸侯国通知，邀请各诸侯国前来参加祭天活动。

　　在“灵台”修成之后，按照周文王姬昌的要求，各诸侯都从封国赶来“灵台”参加祭天活动，接受姬昌的领导。通过这次祭天活动，周文王姬昌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知道了天下诸侯的人心向背，为自己在诸侯中树立了威信，号召诸侯参与自己将要进行的讨伐商朝的战争。

　　《诗经·大雅·灵台》篇写道：“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雍。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这首诗写了周文王姬昌营造灵台和游赏奏乐的过程。

　　周文王祭天的“灵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灵台”，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神州祭天第一台，这也是灵台县名的由来之处。大明《一统志》记载：“隋析灵台县，取文王伐密作灵台义。”隋大业元年，炀帝析鹑觚县置灵台县，作为地名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文王伐密的“灵台”故址在现在的“灵台”上院内，为土筑高台。据1935年《重修灵台县志·灵台专集》记载：文王所筑“灵台”，位于县城南关，面河而背山，全身土筑，沧桑兴衰，仅余废址，高约两丈，底宽一丈五尺，顶方仅容一席，台上旧植柏树一棵，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天旱枯死。民国一十七年，县南城塌陷，无土夯筑，加之驻军占地修营房，当局计掘“灵台”故址，遂被铲平，台下掘出周之祭器数件，惜尽遗失。近三千年的历史故址就这样被毁了。

　　1933年，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中央陆军新编第五师师长、灵台上良人杨渠统（字子恒）倡导，灵台县长张东野征发民工组织重修“灵台”。民国的“灵台”台基用土、板夯筑，周身用青砖包裹，白灰抹缝，与周文王初建之“灵台”尺寸相一。两侧辟台阶迂回通顶，外加砖砌扶栏。台之顶建立八卦亭，内供文王神像。亭顶中间是屋脊形状，屋脊的中央有一小塔，塔顶插有高约七尺的柱状铁质的装饰物。整个亭子呈正方形，南面为正门，北面有拱洞相通。整个建筑结构严谨，造诣精湛，斗拱飞檐，台亭玲珑，别致美观，宏伟壮丽。

　　1934年底“灵台”竣工，当时林森、孙科、于右任、傅作义、杨虎城、李宗仁、水梓等国民政府要员和地方名士题词，使名人墨宝与古台相映生辉。民国时期的“灵台”在文革初期被拆毁。

　　现在的“灵台”系1985年在原处复修的，以灵台民间建筑特色与唐宋古建筑艺术风格相结合，又借鉴了南北朝纪念建筑的格式，以宫厅、楼台、庙殿融于一体的构架，通高36米，基围96米。台体有三个层次，底层是围着栏杆的白色台基和画栋雕窗、绿色琉璃瓦接檐的楼厅；中层是挺拔笔直的四层楼体，楼体高处雕有“灵台”两个繁体鎏金大字；顶层是斗拱飞檐的古殿堂，内有周文王塑像，两边墙壁上绘有大型壁画，再现了当年周文王讨伐密须国的壮阔场面。“灵台”的两侧建有碑廊，内镶民国时期原碑石及当代有关领导、名人题词碑200余方。

　　时至今日，“灵台”已是人文历史演绎的象征，是灵台旅游文化的标志。

　　

青铜王国

　　

　　辉煌灿烂的商周文化让灵台成为以商周文化遗存为主体的“文物大县”，被甘肃省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也被称为青铜王国。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在灵台县洞山、姚家河、白草坡、西岭、寺沟、郑家洼等地，清理、发掘了许多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了潶伯、伯、光父、乖叔、吕姜、并伯等一大批西周贵族的重要器物，出土文物数量达2000余件，青铜器有食器、酒器、兵器、车马器、饰件等，为研究灵台早期历史和西周社会提供了很重要的文物依据。

　　特别是灵台县西屯镇白草坡墓群，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67年，白草坡村在东岭平田整地中挖出一批青铜器，此后经过考古发掘的白草坡西周墓共清理潶伯、伯“潶伯”等中小墓葬9座及车马坑一座，出土的西周铜鬲鼎、西周潶伯铜卣、西周伯铜卣、西周伯铜方鼎等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不仅数量众多、种类繁盛，而且品位高雅、纹饰华美、铸作规整，有铭器物多达20余件，属国家一级文物的就达27件之多。墓主潶伯、伯，是周初被封于该地负责守卫王畿的军事贵族。

　　1972年以后，灵台县相继在洞山出土46公斤重的甘肃最大西周青铜鼎，郑家洼出土西周早期“光作父戊”铜鼎，姚家河出土了“乖叔作”铜鼎，吊街西岭出土了“吕姜作殷”铜簋，寺沟和红崖沟出土了西周中期回首夔纹铜鼎，新集崖湾出土了“并伯作宝尊彝”铜甗等西周青铜器。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则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行使统治权力、祭祀天神、先祖的礼器和祭器，是神权、王权的代表物，也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西周时期，对墓葬用品规定严格，“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器物的尺寸也随身份不同而大小有别，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

　　灵台出土的西周文物和墓葬，上限是西周早期，下限约在西周中期晚段，即周共王时期。这些西周时期的墓葬和一大批西周文物的发现，揭示了周文化在灵台境内的深厚积淀和历史底蕴。这些均和周文王筑“灵台”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走进位于灵台县城荆山森林公园内的灵台县博物馆可以看到灵台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文物，珍贵文物数量位居甘肃省基层博物馆前列，尤其以西周、秦汉青铜器比较著名。在灵台旅游，参观灵台县博物馆成为游客了解当地灿烂的商周文化必去之地。

　　商周文化可以说是灵台现代文明的源头。时至今日，灵台的饮食中酸汤长面是周饮食文化的传承，灵台民间现行的葬礼“三献礼”堪称周礼葬仪的活化石。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灵台县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