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新边塞诗”与甘肃

　　□ 唐翰存

　　抗战时期，随着文化物资、社团、刊物向祖国西南、西北大后方迁移，大批文艺家、作家诗人也跟着流动，从而形成战时“流徙文学”和“流寓作家群”。其中在甘肃，以诗歌为主体，形成了一个“流寓诗人群”，代表诗人有冯振乾、马铃梆、常波、红薇、陈敬容、沙蕾、唐祈、牛汉、朱古力、曼芝、萌竹等人，他们被抗战的潮流卷入大后方，辗转飘零甘肃各地，为鼓舞民族精神，他们发起颇具声势的“西北诗运”，借助报刊开辟栏目，发表宣言，创作出大量有边塞雄风的新诗作品，有力弘扬、发展了古典边塞诗的审美传统，同时也使甘肃成为现代“新边塞诗”运动的策源地。

　　最先刊载“新边塞诗”作品的刊物是《现代评坛》。《现代评坛》1935年创刊于北平，全面抗战爆发后与《现实生活》合并，1937年10月迁往西安，1938年8月迁往兰州，主编赵西。《现代评坛》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半月刊，文艺评论和作品兼发。《现代评坛》接待过不少来西北的文化名人、作家和诗人，也重视发表诗歌。1940年5月20日，《现代评坛》第5卷第17、18期推出的“青年诗歌专号”，拉开“西北诗运”的序幕。赵西的《诗歌专号》前言里说：“把诗歌写成标语式的狂呼乱喊，这确实是目前写诗的人们容易犯的毛病，但我们绝不应该因此就将诗歌一笔抹杀，而否定了它发展的前途。在西北的青年里，谁能说没有人写出坚实而有力的作品呢……西北的青年并不是完全拿不出货色，而最大问题是在没有陈列货色的地盘。”本期“青年诗歌专号”里，发表了九叶派诗人唐那（唐祈）的《边塞诗抄》、史成汉（牛汉）的《北中国歌》，堪称新边塞诗中的精品。同时，《现代评坛》第6卷第12-17合刊， “五四青年节专号”推出“西北诗歌选辑”，发表了五位诗人作品，体现了“大西北青年要与进步的团结，和社会集体生存的原则相适应，不要孤独地行进”，写出了“寒瘦地带”的生命之火和“塞风飘送着铃铎的声响”。

　　“西北诗运”和“新边塞诗”的主要阵地，是当时一些报纸的副刊。1940年4月6日，冯振乾发表诗歌《春天——黄河散曲之二》。10月15日，一家报纸开设了一个专门的诗歌栏目。创刊号发表了沙蕾《哀都市》、冯振乾《母亲的大地》、李北流《平原之诗》、穆天《活埋自己的人》、张天授《祭》等诗歌作品。冯振乾化名为红林撰写了发刊词《诗运展开在西北吧》，这篇发刊词可以看作是“西北诗运”蓬勃展开的一个宣言：“抗战诗歌不但没有为炮火所摧毁，并且在各地蓬勃的展开，由集中而分散，由大都市而小城镇，由后方而战地，它是在烽火弥漫的各个角落担负起英勇斗争的任务。”“西北诗坛已踏上它发育滋长的初步……我们殷切地希望着从今后西北的诗工当要携起手来，抱定在沙尘中栽花的精神，坚忍地担起垦荒的任务，在荒漠的西北诗坛上培植起美丽的绿洲。”正因为冯振乾等人的大力提倡与践行，“西北诗运”在当时贫瘠落后的甘肃扎根，并很快形成气候，为数众多的“新边塞诗”得以面世。短时间内，常波的《诗二章》《黄河夜渡》《塞上征程——塞上草之四》、陈敬容的《夜》《塔歌》、罗明的《初秋散曲》、安汭的《九行诗二章》、杜运燮的《旋律一章》、叶未红的《无言之歌》、冯振乾的《秋之歌》、穆天的《秋风》、新萍的《铁马篇》、萌竹的《塞上》《原野风味》《担夫》等优秀作品见诸报端。1941年4月25日，报纸还推出了特集“塞上诗选”，主要是以边塞为题材，描写西北自然风貌和历史人文的作品，是描写抗日烽火中西北人民生活的作品，如常波的《黄沙风》，新萍的《塞上之春》。辨识报纸上油印模糊的字迹，体会到这些作品里浓烈的西北气息，或苍健雄奇，或自然清丽，辨识度很高，它们与抗战时流行的许多诗歌，有很大不同。

　　1942年1月，当地报纸副刊又策划了一期“诗歌专号”，发表邹荻帆、红薇、魏精忠、刘岚山等人的诗作。还开辟“诗歌版”，发表冯振乾《祖母（外一章）》、艾珍《母亲，再见》、红薇《塞北的驼群》、古力《哀军马》、青萍《谷夜相思》等。其中，《塞北的驼群》赞扬了一种不屈不挠、负重前行的抗战精神，所取意象具有鲜明边塞风味。

　　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边塞诗集，比较出名的有红薇的《骆驼集》、马铃梆的《边塞集》等。红薇本是河南开封人，后因抗战爆发而辗转到西北，成为一个写骆驼的专家，他的《骆驼集》今天已不可觅。马铃梆的《边塞集》得以流传至今。马铃梆原籍四川合川，抗战期间赴甘肃酒泉调查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边塞集》是马铃梆在河西考察期间，边著述少数民族史地研究，边创作出来的“文艺副产品”，于1940年4月出版发行。《边塞集》收诗共50首。其中第一辑10首，包括《在破庙中》《上帝不管的孩子们》《鱼郎》《挑黄土》《觅草根作食的孩子》《拔草作柴的幼童》《野麦》《她已不相信还有春天》《露宿》《神会》，这些诗歌深入描写了荒灾之年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了解和感受当时社会、民众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第一现场的极其形象、逼真的文学写实。第二辑收诗19首，主要描写西北自然景象和少数民族风情，其中有很多野生意象式的写生，“以雪山的游牧生活为中心，大有西北的辽阔气象”（老向《边塞集序》）。马铃梆写景很及物，能抓住事物最具质感的特征，作有力的构描，能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结合起来，主客体互化，在苍凉辽阔的景描中渗透作者深切的体验。第三辑主要是抗战题材的诗歌，包括《巨桥》《毛袜》《牧人底歌手》《社火》《火烧秦桧》《献金》《街头音乐家》《额济纳》等11首作品，生动地写出了西北各民族同仇敌忾支援抗战的生活面貌。

　　马铃梆因为“领略了塞上风光”而写“边塞诗”，这些作品与“唐人诗章”相比，无论其内容还是语言形式，已经大不一样。正如马铃梆在《写诗后记》中所言：“为什么叫作边塞诗呢？因为我的足迹所及之地就是中国过去所称的边塞之地，所以在文学上发表的几篇都以边塞集为题。假如有人问我‘边塞是过去用的名词，怎样现在还引用呢’？一提到边塞，就想到汉唐时代以至于清代，并想到汉唐的边塞诗和边塞诗人。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所作的诗也不是现代的。不错，我们生于今日，应作今日之边塞诗。”马铃梆所谓“今日之边塞诗”，即新边塞诗，是在“新诗”语境中根据新的内容而创作的白话诗。这些诗歌与同时期甘肃“出产”的其他“新边塞诗”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文学审美与时代景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新边塞诗’研究”【项目批准号21BZW141】、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西北诗运’及甘肃‘新边塞诗’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YB06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