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语文学科减负的“硬核”举措

　　□ 崔正升

　　“减负”不仅是当今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也曾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变革中的重要议题。清末以降，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肩负着开通民智、塑造国民精神的国文教育被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这不仅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现代转型，也为教育“减负”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废八股。科举考试本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它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给寒门学子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但是“法久弊深”，明清两季的科考以八股文为主，要求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考生还要模仿圣贤口气“代圣贤立言”。这种僵化的考试不仅泯灭考生个性、抑止学习兴趣，而且竞争激烈，淘汰率极高，无形中加重了考生的心理、学业负担。清华校歌的词作者汪鸾翔在《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1920）中回忆道：“彼时不但四书五经，全要背诵，就连朱子的注解，也都全要背咧。一个幼弱的脑筋，要容纳许多的古物，也算是力小任重的了。”而考生为了作好八股文，还得将《八铭塾钞》《韫山文稿》《赋学正鹄》《试贴七家诗》等艰涩范文“横七竖八地装上他一肚子”。但是古代读书人出路很窄，加上考中后会有丰厚的物质名望回报，从而诱使考生将一生精力投入科场，造成了惊人的人力资源浪费。

　　鸦片战争后，面对日渐衰颓的国势，一批有识之士将变革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出路，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日益高涨。晚清改良主义先驱冯桂芬在《改科举议》（1861）中指出，八股取士“所取非所用”，并且考生“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梁启超在《论科举》（1896）中也指出考生“尽数十寒暑，疲精敝神以从事于此间”，“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显然，这都是从实用、减负的角度考虑的。直到1905年，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才不得不下令“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总算废除，八股文也宣告寿终正寝。当然，废除科举并非万全之策，但它毕竟催生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改变了以往学生皓首穷经的苦熬心理和“惟科举是务”的成长路向，尤其是“废八股”在客观上解除了学生的思想枷锁，降低了考试难度，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业、心理负担。

　　二、禁读经。从本质上说，清政府废止科举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带有鲜明的改良、变通色彩。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走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1903）中就指出：“然则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可见他们主张废止的是科举制度的形式，而非内容。由他们拟定的《学务纲要》（1903）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认为“惟童子正在幼年，仍以圣经根柢为主，万不准减少读经讲经”。1903年颁布的中小学《奏定学堂章程》都设有“读经讲经”科，并且每周的“钟点”数都远多于其他科目。事实上，当时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没摆脱“讲经读经”“讲古文、写文言”的局面，语文学科作为经学附庸的角色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实利主义”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观，其中之一便是废止师范、中学、小学读经。但袁世凯复辟后又规定“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不过随其迅速垮台读经活动也不了了之。1916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修正的《国民学校令》与《高等小学校令》，明确删除了“读经”课及有关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局势、争取民心，实施“尊孔读经”的文化复兴政策，蒋介石、何键、陈济棠等政治人物亲自上阵，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包括中小学在内的尊孔读经运动。与此同时，为压制国人反抗思想，东北伪满政权也大肆推行以读经为主的奴化教育。由于各股势力鼓吹读经的目的不尽相同，文化教育界曾于1934年以《教育杂志》为阵地，对中小学要不要读经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多数人反对中小学读经，理由是经书语义艰深，其思想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会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如傅斯年在《论学校读经》（1935）中就指出，“现在中小学的儿童，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减的，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何况“原有的功课已嫌难以安排，若再加上一个千难万难的读经，又怎样办”？后来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小学读经运动逐渐平息，此后再也没有掀起大的风浪。读经曾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途径，在传承文化、塑造人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书的文字艰深晦涩，内容多偏于道德教化，加之教育方式机械灌输有违认知规律，令学生枯燥乏味、苦不堪言。民国废除中小学读经有力冲击了传统灌输式教育，在尊重教育规律，减轻课业负担，顺应学生身心发展方面意义深远。

　　三、倡国语。我国教育在清末时期十分落后，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国民大多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多数人用的是方言。而当时主导书面语的却是与口语严重脱节的文言文，学习起来费时耗力，加之方言的地区差异，这给普及教育、日常交流带来很大不便。在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潮中，清末兴起了以实现“言文一致、统一国语”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运动，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是始于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走向高潮，直接促成教育部于1920年1月训令国民学校将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这道训令被看作语文教育现代变革的重要标志，白话文在教育制度层面获得合法身份，胡适称其把中国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黎锦熙则盛赞该举措是“救济儿童”“解放儿童”。自此以后，白话文打破了文言一统语文教学天下的局面，学生的阅读和写作都逐步改为白话文，不仅极大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程度，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学习语文的门槛，大幅减轻了学生负担，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其次是切音、简字、注音字母、文字改革等国语运动。汉字是表意的文字，字数多、笔画繁、读音乱、检索难，成为困扰汉文学习者的首要难题，这也无形中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如何使汉字更适合于人们的拼写、学习和交流，清末以前人们就在思索和尝试汉字改革的问题。而真正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的是在清末民国时期，不论是较早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还是民初的注音字母运动，以及后来罗马字运动、汉字拉丁化运动等，都极大方便了汉字的书写和使用，有力推动了汉语的教育和普及。

　　再次，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和变更书写款式也成为语文变革、教育减负的重要举措。我国古代的文献典籍没有标点符号，读者要靠自己的理解来断句，这不但影响了阅读效率，也徒增了负担。1896年，王炳耀在《拼音字谱》中创制出十种标点符号，成为我国第一个新式标点符号系统。1919年4月，由胡适起草，他和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马裕藻共同署名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通过，后经教育部公布实施。我们今天所用的标点符号就是以此为蓝本，不断修订完善而成的。还有，书写款式由“右起直行”改为“左起横行”。清末推行“切音字”时期，个别拼音读物曾尝试“左起横行”，而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已采用横行书写。1917年5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讨论西文译名时提出“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的主张，理由是横视“甚为省力”，纵视“颇为费力”。1918年8月，朱我农在《新青年》上也撰文指出“用横行既可免墨水污袖，又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后来钱玄同在与陈大齐讨论该问题时进一步指出直行书写须“悬腕”，以防墨迹印在手上，而横行就可省此麻烦。可见当时倡导横行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节省目力、减负增效的角度考虑的。尽管横行书写未能形成推行白话文的声势，但这一主张却颇具远见，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一些杂志、教科书及学生作文开始采用横行款式。

　　综上所述，清末民国时期几项国文教育变革措施均体现出了“减负提效”的现实诉求，它将众多学子从过去皓首穷经的枯燥生活中解脱了出来，让语文学习变得容易、轻松了许多。这些改革举措既受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也深受“五四”科学教育思潮特别是杜威实用主义、儿童中心教育思想的启发，而其成效则离不开官方法令制度的推行与保障。这也启示我们，学生减负一方面要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在系统化的制度设计、法令保障方面做足文章，真正做到学生减负与提质增效两手硬、两不误。

　　（作者系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写作学会理事、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