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打风吹不曾去——范仲淹笔下的“孤城”与历史上的大顺城

　　乔孝堂 乔千

　　提到“孤城”，首先让人想起唐代的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意境悠远辽阔，令人神往。其实，宋词中还有一座“孤城”。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秋思》，既苍凉深沉、慷慨大气，又不失家国情怀，备受历代士人推崇，和《岳阳楼记》一样成为传世名篇。

　　论家喻户晓的程度，词中的“孤城”不如唐诗中的“孤城”，但是这座“孤城”却非同寻常、气象万千。它曾威名远播于一时，又悄然隐没于一隅。千百年来，它的名字不绝于史籍，而现实中，它又神龙见首不见尾，踪迹难觅。

　　“孤城”都经历了什么？时至今日，“孤城”身在何处、面目如何？

　　北宋仁宗时期，北宋和西夏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宋夏战争，康定元年（1040），双方在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三川口大战，宋军全军覆没，震动朝野。这一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奉调来到对夏战争最前沿，先后在延州、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等地担任行政长官和一方军事统帅，其中知延州八个月，知庆州一年零六个月。直至庆历三年（1043）四月回京，前后历时4年。

　　延州、庆州北据长城、南接关中，正是北宋与西夏军事冲突的“塞下”地区，《渔家傲•秋思》就诞生于范仲淹此次戍边期间。只要围绕这个线索，就不难探究“孤城”的前世今生、庐山真容。

　　“岿焉如山”大顺城

　　“孤城”会是什么样子？不妨先看《渔家傲•秋思》：“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嶂”者，像屏障般直立的山峰，“千嶂”，就是连绵而陡峭的群山；而所谓“孤城”，一定远离其他城寨，且身处敌境，否则四面也听不到伴随着兵戎的“边声”。有人说“孤城”就是延州——今延安市，也有观点认为是指庆州的治所——今庆阳市的庆城县。延安、庆城虽然地处山川，城外梁峁起伏，但离“千嶂”还有不小差距。尤其作为州城和帅府所在地，它们周边都有若干县城拱卫，远不至于成为号角四起、孤悬在外的“孤城”。显然，不论延州说还是庆州说，均不能服众。

　　再看战场形势，范仲淹一经到任，就确立了防御为主的守边方略，除了修葺城池，他在边境大力构筑城寨，据此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城”和“寨”都是北宋为适应对夏斗争，按规模等不同在边境建构的军事堡垒。在这些城寨中，最著名的一座，就是在庆州时修筑的大顺城。当时范仲淹担任庆州知州，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主持庆州、环州（今甘肃环县）等数州的军事。他在上奏给仁宗皇帝的《上攻守二策状》中写道：“臣窃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中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寨，阻延、庆二州经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

　　金汤、白豹、后桥三寨原属北宋，西夏占据后派驻重兵、着力经营，由于地处要害、又互为犄角，不仅阻隔了延州、庆州之间的交通，还切断了军事上的接应，成为西夏南下西进的桥头堡，给北宋造成极大威胁。为此范仲淹建议：“请于柔远寨东，节义烽、马铺寨择地益建城寨，以牵制贼势。”——他恳请朝廷同意，在柔远寨以东的节义烽、马铺寨一带选择要地，新建一座城寨，来对抗和牵制西夏的三寨。

　　这是大顺城建造的起因，见于专门记载北宋历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来的多部文献都记录了大顺城的修筑过程，其中《续资治通鉴》写道：“庆州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深在贼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其后。诸将初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城成，是岁三月也，寻赐名大顺。”

　　“是岁三月”，即北宋庆历二年（1042）三月。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大顺城刚刚建起，就迎来一场激烈的战斗：“贼觉，以骑三万来战。”——西夏发现这座眼皮底下突然冒出的宋军城寨，派出三万骑兵前来攻打，兵力是守军的五倍以上。可以想象，人喊马嘶的“边声”势必震撼了山谷、响彻了原野，也唤起了城内范仲淹和宋军同仇敌忾的意志。最终，西夏人连续数日攻城不下，假装败退，打算设下埋伏引诱宋军追击，又被范仲淹识破：“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西夏退兵不久，范仲淹上路返回庆州，此时已是暮春，见到路边山坡盛开的山桃花，一身征尘的范仲淹诗兴顿起，随口吟道：“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这首古风题目就叫《城大顺回道中作》，虽寥寥数言，却反映了他内心的轻松。

　　大顺城的建成无疑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事件，不仅仁宗皇帝亲自赐名，后来成为北宋一代大儒的张载也满怀激情地写出了《庆州大顺城记》，其中写道：“劳不累日，池埤以完。深矣如泉，岿焉如山。百万雄师，莫可以前。”

　　一句“岿焉如山”，点出了大顺城的坚固险峻；“百万雄师，莫可以前”，更是寄托了对大顺城的厚望。

　　《宋史•范仲淹传》说：“大顺既成，白豹、金汤皆不敢动，环庆自是寇益少。”大顺城建成后，既打通了庆州和延州的联系，又使北宋在对夏前线有了一个战略支撑点，很快就遏制了夏军的攻势，扭转了环庆一路的战争局势。

　　经过不断修整扩建，大顺城成为北宋边关军事重镇，据考证，驻军人数最多时达上万之众。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兵书《武经总要》对大顺城作了详细记录；当时在朝中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也对大顺城有过高度评价，认为是对夏战事中为数不多的“能立功效者”。  范仲淹去世14年后的北宋治平三年（1066），西夏第二位皇帝李谅祚亲率数万主力围攻大顺城，不仅无功而返，自己还中弩负伤；熙宁三年（1070），西夏以举国之力分数路出兵北宋，连续三日猛攻大顺城，付出惨重代价，大顺城却岿然不动。终北宋一朝，大顺城从未易手。直到靖康之变之后，金国入主北方，又陆续屯兵原北宋西北各路军事要塞，大顺城继续与西夏对阵。

　　以大顺城为代表，仅一年半时间，范仲淹在环庆路就修筑、修复城寨28座、烽燧44个，这些城寨和他在延州时修筑的城寨一道，为北宋争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对随后“庆历和议”和平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范仲淹之后，北宋继续修城筑寨，在边境建立起了完备的防御体系，深深影响了北宋与西夏双方八十多年战战和和的攻守态势。

　　而大顺城的修筑，从奏请朝廷，到缜密谋划、精心准备，进而父子上阵、亲身参与，范仲淹投入的心血绝非一般城寨可比。特别是大顺城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更是给久为文臣的范仲淹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有人说《渔家傲•秋思》就写于这次战斗的间隙，属于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也有人说既然是“秋思”，应该写于范仲淹戍边的某年秋天，写作地点为庆州，甚至更早的延州才对。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很难考证，诗词中，“秋思”多为泛指，况且诗歌本身就是厚积薄发的产物。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尽管边患未平、功业未成，在范仲淹心目中，大顺城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寨，四载春来秋去、几多霜夜难寐，唯有大顺城，才能真正激发《渔家傲•秋思》的创作灵感；词中的“孤城”更不是泛指，如果有一座“孤城”能够寄托范仲淹的思乡之情、报国之志，那一定是大顺城！

　　神秘古寨城子山

　　关于大顺城的位置，北宋的《武经总要》和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都未能交代清楚，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但一直以来，在诸多史料中依然能够找到大顺城方位的只言片语，其中相对明确的说法有三个：

　　一说在“庆之西北”。最早出自《宋史•范仲淹传》：“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之后《续资治通鉴》等多部史籍均沿用此说，这也是最为通行的说法。“庆之西北”即如今庆城西北。

　　二说在“柔远寨东北”。源于张载的《庆州大顺城记》序言：“建城于柔远寨东北四十里故大顺川。”这个柔远寨，正是如今庆阳市华池县政府所在地——柔远镇。柔远镇在庆城东北，既然大顺城“建城于柔远寨东北”，那么同理，大顺城也应当位于庆城东北。  第三说比较简单，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范仲淹的奏疏：“请于柔远寨东，节义烽、马铺寨择地益建城寨，以牵制贼势。”也就是说大顺城在柔远寨以东。

　　这三个说法中，除了庆州，还出现了几个地名：马铺寨、后桥、大顺川、柔远寨。其中马铺寨、后桥、大顺川仅存于史书当中，到底在今天的哪里，都无从寻觅了；而柔远寨——今天的柔远镇，自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建寨以来，名字从未变更。

　　可以发现，如果以庆州为参照，大顺城的两个方位是互相矛盾的——《宋史》说在其西北，张载说在其东北；如果以柔远寨为参照，同样也对不上——张载说在其东北，而范仲淹说在其以东。

　　大顺城的位置，连最接近北宋的史料都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当时年轻的张载作为范仲淹的仰慕者，曾亲赴庆州拜见范公，极有可能踏足大顺城。张载记录的“建城于柔远寨东北四十里故大顺川”，不仅指出了大顺城的方位，还标明了从柔远寨到大顺城的距离，因此一些学者倾向张载的说法，认为“柔远寨东北”说更为可信。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提到：“柔远寨东北至大顺城四十里”；民国二十年（1931），庆阳县编修县志（庆阳县即庆城县，历史上华池县几度被废，当时大部划入现庆城县），主编张精义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观点，断定“大顺城在角乍川，距县城（庆阳县城）东北一百八十里”。这里的“角乍川”，即今天柔远镇东北方向紫坊畔乡一带的脚扎川。顾祖禹和张精义所依据的，主要就是张载《庆州大顺城记》的序言。虽然张精义第一次点明了大顺城在现实中的位置，比张载、顾祖禹更进一步，但具体在脚扎川何处，依然语焉不详。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华池县准备编修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县上觉得，这次必须给大顺城的位置一个准确的说法。于是按照民国《庆阳县志》所指的方位，又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大体标识，工作人员寻踪来到了县城东北30公里的紫坊畔公社（今紫坊畔乡）。在公社以北两公里的高庄大队郭畔生产队，静静地沉睡着一座不知年代的古城寨遗址，当地人称其为城子山。城子山古城坐南朝北，南高北低，呈梯形，三面临沟，周长1500米，面积73.5亩。虽然年代久远，但城寨痕迹完整，明显是一座军事堡垒，而且十分接近当年西夏的白豹寨和金汤寨。于是，城子山古城被认定为大顺城，这一结论便正式载入了第一部《华池县志》（1984年版）。此后，1998年出版的《庆阳地区志》等文献均采用了这一观点，直到2008年，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杨蕤在其专著《西夏地理研究》中也写道：“大顺城在今甘肃省华池县城东北30公里处紫坊畔乡脚扎川沟掌的城子山。”

　　但实际上，这个结论自提出后即争议不断，最大的疑问，就是城子山古城的地形与《宋史》中大顺城的记载完全不符。

　　在《宋史》大顺城的相关篇幅中，有数次水战的精彩记录。《宋史•蔡挺传》说：“先布铁蒺藜大顺城旁水中，骑渡水多踬，惊言有神。”《宋史•高敏传》说：“夏人攻夺大顺水寨，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战且前，多所斩获。”说明大顺城筑有水寨是毫无疑问的。城子山古城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沟底也有水源，但东、西两侧的沟道既深且窄，周围没有任何开阔地带，不具备形成水寨的地理条件，也看不到人工营造的痕迹。从水寨角度讲，对城子山古城就是大顺城的结论，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还有一个疑问，城子山古城占地只有70多亩，面积大致相当现在的一个中型体育场，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不算很大的城堡如何驻扎上万的人马？又何以承受西夏一次次的重兵合围！

　　如果不是大顺城，这座城子山古城又会是何方神圣？

　　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透出一丝亮光。庆城县民国以前一直名为安化县，翻开《宋史•地理志》第87卷安化县部分，其中有一座城寨的记载，城寨的位置是这样描述的：“东至德靖寨九十里，西至东谷寨六十里，南至大顺城四十里，北至白豹城四十里。”

　　暂且撇开位置存疑的大顺城，德靖寨位于今陕西省志丹县的旦八镇，白豹城即白豹寨，地处今天陕西省吴起县的白豹镇，而东谷寨就是今天华池县怀安乡的小城子村。找出一张当地地图，按照已知的三点简单进行倒推，就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这座城寨，正好就是城子山古城的位置。城子山周围二三十里，再无任何古城古寨。

　　然而，这座城寨，在《宋史•地理志》中是有名字的。它叫“安疆寨”。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安疆寨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五月由西夏所筑，当时称作礓砟寨。北宋元丰四年（1081）十一月，礓砟寨西夏守将香都携家举寨归附北宋，北宋派出大顺城第三副将付谏接管礓砟寨，礓砟寨由此成为大顺城属寨，归大顺城管辖。也许是嫌“礓砟寨”这个名字太生硬，或者西夏气息过重，第二年，宋神宗下诏改为“安疆寨”。  城子山古城并不是大顺城，而是历史上的安疆寨。从建成时间来看，它比大顺城晚了28年，其地位和知名度与大顺城不可同日而语。

　　正本清源二将城

　　二将城是华池县境内一座著名的宋代古城，当地尽人皆知，1982年10月和1993年3月，两次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二将城名字的由来，按照流传多年的说法：“二将”指的是曾经在这里抗击西夏、保卫边疆的范仲淹、韩琦两位将军，因其战功卓著，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就把这座古城称为“二将城”，就连《庆阳地区志》也是这样表述的。总之，和大顺城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线索却不容回避地指向了这里:既然城子山古城就是安疆寨，根据《宋史•地理志》，安疆寨“南至大顺城四十里”，那么从安疆寨往南四十里会是哪里呢？没错，正好就是现在的二将城！

　　二将城位于庆城县东北大约六十公里，具体在华池县山庄乡的雷圪（土+劳）村。如果它就是大顺城，这就彻底否定了《宋史》等史书“庆之西北”的说法。但问题又来了，这与张载的说法同样存在偏差，因为，二将城的准确方位，并非“柔远寨东北”，而是华池县柔远镇正东偏南！

　　这个位置，恰恰又与史料中大顺城方位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三个说法，即范仲淹奏疏中提到的“柔远寨东”基本吻合。

　　雷圪（土+劳）村背靠莽莽子午岭，周围群山耸立，连绵不断，极富“千嶂”的意境。而坐落于此的二将城横跨两山，地势开阔，分为南北两城，北城依山而建，南城又分内城和外城，全城共占地750亩，是安疆寨十倍之多。放眼望去，虽然残垣断壁错落于大片的耕地之间，但依然可见当时的规模和气势。耕地中，仍有为数众多的残砖碎瓦被不时发现。

　　这里会有水寨吗？可以看到，二将城地处二将川河与铁匠沟水交汇处，城下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农田，河水下游不远处有一道明显的人工土坝的痕迹，只要利用两边的山体稍作整治，很容易将河水拦截、抬高，使全城三面临水。据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大片的水域。而在土坝附近，至今仍能零星捡到年代久远的瓦砾。这些，似乎都在证明当年水寨的存在。

　　再看位置，二将城东北正对西夏的金汤寨，西北在安疆寨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直接和西夏的白豹寨对峙，距离都只有数十公里，与《宋史》大顺城“深在贼腹中”的描述一致，范仲淹称其为“孤城”也名副其实。

　　更重要的是，随着近年来一些实物的问世，二将城的面目开始变得清晰起来。1991年，华池县文化馆干部黄克义在二将城南城发现一件残缺的板瓦，上面刻有“大顺城官”四字；1999年5月，华池县委党校的乔孝堂在二将城南城瓦砾堆中也捡到同样的一块。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累计已有十多块这样的残瓦在二将城被发现，有的写作“大顺城官”，有的只写“大顺城”，因字体不一、形制不同，应为不同年代烧制。据当地老人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二将城南城内城还残存一道城门，门洞上的条石上就刻着“大顺城”三个字，但遗憾的是，后来城门塌陷，条石也找不到了。

　　这些活生生的物证，为厘清二将城与大顺城的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2004年，修订后的第二部《华池县志》纠正了第一部《华池县志》的错误说法；2014年新出版的《庆阳市志》正式确认，二将城就是大顺城！庆阳官方的认定，使多年的疑问划上了句号，各种争论也逐渐平息。现在，在百度搜索输入“大顺城遗址”，显示的就是位于华池县山庄乡的二将城。二将城的身世终于正本清源，它真正的名字就叫“大顺城”。  为什么赫赫有名的大顺城变成了二将城？

　　宋仁宗之后的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变法，在军事方面实行“置将法”，边地驻军之处统称“将营”，并按序号编列，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金代。根据《金史》，环庆路设有八个将营，大顺城驻军被编为“第二将营”。虽然大顺城被赐名已久，但是从宋到金，官方文书只发到州府和县衙，那时没有报纸、广播，加之老百姓进不了军营，见不到城门条石和署名瓦当，大顺城这个名字在民间的知晓程度并不高，远不如“第二将营”来得通俗、响亮。老百姓叫着叫着，觉得营字不像地名，便叫成了“第二将城”。再往后，“第二将城”又简化为“二将城”。

　　“二将城”之“将”，实乃将营之“将”，而非传说中的将军、将领之“将”。

　　之后，随着蒙古大军相继灭夏、灭金，以及大一统元朝的建立，作为军事用途的大顺城终被废弃，“大顺城”这个名字慢慢淡出了官方文书，而由金代第二将营演变而来的“二将城”，却在民间远近闻名，一代代口口相传。

　　但要说这桩公案的始作俑者，当属200多年后明朝编撰的《大明一统志》。此时庆州已成为庆阳府，在其庆阳府“古迹”篇中，除了历史上著名的大顺城，“第二将城”也被收录其中，两“城”一先一后，同时出现在这部官方地理典籍之中。这是二将城第一次登堂入室，正式现身于史籍的记载。至于它们的位置，《大明一统志》中大顺城依然沿用了《宋史》的说法，称其在“府城西北”，即庆城西北；而二将城则写作“府城东一百二十里”。两“城”一西一东，各据一方。

　　此后，从明代嘉靖年间的《庆阳府志》、清代乾隆年间的《新修庆阳府志》、1931年的《庆阳县志》，到1984年版《华池县志》、1998年版《庆阳地区志》，均不加考证、以讹传讹，原封不动地将“大顺城”、“二将城”相提并论，使真正的大顺城云遮雾罩，位置更加难以定论。  这就解释了自北宋庆历二年（1042）大顺城建成，到明代天顺五年（1461）《大明一统志》出现之前，400多年间史书上只有大顺城，而不见二将城。

　　那么，为什么不仅是《宋史》，就连曾经亲临庆州的张载，所记载的大顺城方位都与实际不符？  这也不难解释，一方面，《宋史》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加之古时交通、战乱等原因造成的信息不畅，将大顺城由庆州东北误写为“庆之西北”并不奇怪，这种地理方位上的错误，在古籍中十分常见。另一方面，在古代，人们没有经纬度的概念，一般人在辨识方向时，往往只是一个大概，很难精准。特别是像张载这样的学者，著书作文注重的是“大义”，至于大顺城究竟位于柔远寨东北还是正东偏南，都是小节。当然，张载对大顺城距离的记述并没有问题，从华池县所在的柔远镇出发，到二将城正好四十里。

　　大顺城，一个由范仲淹而起又流传千古的名字，却因史籍、文献中接二连三的谬误，加上横空出世的二将城，一度变成了一个遥远、缥缈，找不到真身、又绕不过去的传说。  如今，北宋与西夏发生在塞下的激烈战争，连同四面的“边声”、哀怨的“征夫”，都已随着凛冽的朔风远去；诞生于战场的《渔家傲•秋思》，也早就超越了纷争，传唱于长城内外、华夏大地，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和无数的唐诗宋词一道，滋润着中国人的心灵。

　　而这座矗立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催生了《渔家傲•秋思》的“孤城”，不仅承载了我们的记忆、丰富了我们的历史，也同样成为不断构筑我们精神家园的有机组成。

　　千嶂层峦中，长烟落日下，“孤城”并不孤单。每年春天，城外路边的山桃花依旧盛开，粉白绚烂、漫山遍野；秋季到了，早霜染白了大地，长长的雁阵鸣叫着，如期从城上掠过。历经了无数的雨打风吹，历史上的大顺城就在我们身边，从来不曾离去，也从来不曾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