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韧性重构——以甘肃省会宁县为例

□ 贠涵煦

甘肃省会宁县呈现出典型的双重经济身份特征。其一是“人力资本输出型县域”——自恢复高考以来，这个干旱山区县累计向全国高校输送超过14万名大学生，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逾百人，人力资本外流率长期处于高位。其二是“农产品数字化出村先行区”——苦荞、糜子、胡麻等旱作特色作物，正通过“甘肃小源”“农村转弟”等本土内容创作者的数字渠道实现产地直连消费终端。同一县域空间内，两条发展路径并存且张力显著：一条沿人力资本梯度向外部市场溢出，另一条借数字基础设施下沉实现在地价值捕获。这并非简单的产业转型叙事，而是数字经济嵌入县域后引发的路径依赖突破与经济韧性重构过程。

一、路径依赖突破：人力资本外流型县域的困境与衰减

会宁县地处甘肃中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蒸发量达降水量的四倍以上，2023年人均GDP仅2.12万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极端的资源约束催生了“三苦两乐”教育精神：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家长群体“囊空如洗也要陪读”的行为模式，在县城形成规模庞大的“陪读经济”集聚区。2005年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会宁基础教育累计负债达6600万元，相当于全县数年财政收入，“举债兴教”的财政强度在全国县级单位中极为罕见——这实质上是一种以公共负债和家庭储蓄透支为代价的人力资本溢价投资模式。

这样的模式在较长时期内确实产出了可量化成果：2013年，10281名考生中8016人被高校录取，录取率近80%。但效果衰减信号同步放大。高等教育文凭信号效用递减、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竞争加剧、毕业生起薪增速放缓三重因素叠加，使“人力资本外流”策略的净收益持续收窄。2024年，会宁县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外流毕业生回流率极低——县域陷入“人力资本投资悖论”：培养人才越多，本地人力资本存量越稀薄。更深层的结构性变化体现在教育投资收益曲线：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家庭总投入从2005年的5万元至8万元升至2020年的15万元至25万元，而本科毕业生扣除城市生活成本后的可支配收入与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持续收窄。问题的本质并非“教育无效”，而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周期过长、确定性下降，导致传统激励结构松动。

二、产业数字化跃迁：数字经济对县域经济结构的重构效应

教育驱动路径衰减的同时，产业数字化路径呈现加速生长态势。会宁县小杂粮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5万亩以上，苦荞富含生物类黄酮（芦丁含量显著高于普通荞麦），胡麻油不饱和脂肪酸超80%，在消费升级与健康饮食趋势驱动下，正从“粗粮”品类升格为“功能型农产品”，实现了产品属性的价值跃迁。2023年，道塬生态农业公司牵头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构建“云仓物流+直播电商+人才实训”三位一体运营体系。同年12月，会宁县网络直播协会成立并承办首届直播带货大赛。全县电商交易额突破1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1.18亿元；产业园日均订单从个位数攀升至2000单，日销售额突破10万元，直接带动170余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这标志着数字渠道已从辅助性销售工具跃升为县域农产品价值实现的主通道。一批本土数字内容创作者快速成长：“甘肃小源”主攻苦荞面粉、胡麻油垂直品类带货；“农村转弟”以乡土叙事嵌入农产品品牌传播；“会宁王能干”以乡村美食内容实现多平台分发。211高校毕业生贠启伦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在杭州完成数字技能积累后返乡创业，深耕电商三年，兼具产品运营与文化叙事能力，揭示了“人力资本回流—数字技能变现—本地价值捕获”的可行路径。该体系形成了“订单农业”+“产业闭环”：产业园提供籽种和技术指导，农户按订单标准化种植，产品经数字渠道销售，物流系统完成履约交付。2025年三次产业结构比调整为28.7∶11.2∶60.1，第三产业占比突破60%，产业数字化对县域经济结构转型的驱动效应在宏观数据层面得到实证印证。

三、双路径耦合机制：教育长链与数字短链的互补性分析

教育驱动路径具有“长周期”特征：投入跨距十二年以上，经济成本高昂，回报存在显著滞后，且终端结果是人力资本向外部市场溢出。数字经济路径具有“短周期”特征：数字基础设施（智能终端、平台账号）即可启动，交易反馈近实时，经济收益实现在地化。两条路径在青年群体的行为选择上形成替代性张力：传统人力资本投资规范“考大学走出去”与数字渠道展示的“未受高等教育亦可实现经济自立”形成认知对冲。“寒门出贵子”激励结构松动的微观机制，并非教育收益降至零值，而是高等教育相对吸引力下降与数字经济进入门槛降低共同作用——两条路径的边际收益曲线发生交叉。但路径竞争不等于零和替代。贠启伦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高等教育所培育的运营策划、供应链管理、内容叙事等复合能力，恰是纯流量型创作者的结构性短板。数字经济在降低参与门槛的同时，正在隐性抬升“有效参与”的门槛。产业园早期出现的“流量高但转化率低”现象，本质上是人力资本结构错配问题：注意力资源已汇聚，但承接流量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运营能力尚未匹配。其解指向的正是教育——非传统应试教育，而是与数字产业需求动态对接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调整。数字经济为县域创造了在地化经济机会，但这些机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依赖人力资本深度支撑，而人力资本最可靠的积累机制仍然是教育系统——两条路径具有结构互补性。

四、趋势研判与政策启示

研判一：县域数字经济的竞争维度将从“流量获取”向“品牌资产”迁移。全国农产品产区普遍复制“直播+原产地”模式，同质化竞争加剧，会宁若不能在品类红海中建立差异化品牌认知与消费者心智占位，增长将遭遇结构性天花板。品牌化运营所需的品牌经理、数据分析师、供应链管理人才，正是会宁当前人力资本结构中最显著的缺口——这再次验证了产业升级对教育系统的反向需求。

研判二：教育投资下滑属于产业结构转型期的阶段性调整，非长期趋势。随着数字经济从流量红利期进入规范化运营阶段，“低门槛高回报”的叙事将随市场变化而改变，人力资本的市场定价机制将重新向具备系统知识结构的从业者倾斜。当更多家庭观测到“可持续经营的数字内容创作者普遍具备较高教育水平”这一经验事实时，教育决策的理性基础将逐步修复。

研判三：县域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是“数字基础设施底座+特色产业集群+人力资本回流”三位一体框架。会宁在三个维度上已形成初始积累，但人力资本回流的可持续性是最具不确定性的内生变量——其稳定性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产业侧能否持续生成具有竞争性薪酬的就业岗位，二是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能否满足返乡人才的生活品质预期，形成“回流粘性”。

研判四：“人才卓越”的社会评价标准正在发生结构性位移。能够将地域特色农产品转化为全国性品牌的企业经营者、能够运用数据智能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的技术专业人员，同样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卓越人才。会宁需要培育的新文化基因可概括为“能力外取、价值内化”——在外部市场获取能力与视野，回归县域实现价值的在地转化。该路径的可持续性尚待更长周期的实证检验，但会宁的数字经济实践已为县域人力资本循环模式提供了可行性窗口。

对会宁而言，最优均衡并非“数字经济替代教育”或“教育压制数字经济”的零和选择，而是双路径互补耦合：教育系统为产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本深度支撑，数字经济为教育投资提供在地化价值实现渠道。部分群体通过数字渠道实现即期经济自立，另一部分群体通过长期教育投资积累结构性竞争优势——这种发展路径的多样性，恰恰构成了县域经济韧性的微观基础。从会宁县推及全国，数字经济正在系统性重塑数以千计的县域经济结构，但会宁的理论意义在于，其传统路径依赖与新兴路径突破之间的张力，触及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命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一个县域社会如何重新定义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函数，如何在短期可观测回报与长期不确定性投入之间，实现代际人力资本配置的动态最优。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指导老师：李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