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委屈能否索要精神损失费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马兰玲

　　案例：张某与徐某系多年好友，日常相处和睦。2026年的一天，二人因生活琐事发生激烈争吵，争执过程中，徐某情绪失控，多次使用贬损性、侮辱性言语指责张某，言语过激且伤及他人人格尊严。此次争吵导致二人彻底绝交，事后张某长期情绪低落、心情压抑，认为自身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遭受严重侵害。为维护自身权益，张某将徐某起诉至西固区人民法院，要求徐某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相应精神损害抚慰金。

　　案件开庭审理后，被告徐某对争执辱骂的事实予以认可，主动认识到自身言行不当，愿意当庭向张某赔礼道歉、化解矛盾。但徐某提出，双方仅为私下口角纠纷，争吵范围小、未对外传播，未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损害后果，不同意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本案审理的核心争议焦点为：私下口角辱骂的行为，是否达到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标准。承办法官结合庭审调查、双方陈述及全案证据综合研判，徐某的过激辱骂行为确实侵犯了张某的名誉权与人格尊严，存在侵权过错。但该争执仅发生在二人私下场景，无第三方参与、无网络传播、未扩大负面影响，且张某未提交医院诊断证明、心理诊疗记录等有效证据，证实其存在抑郁、焦虑等实质性严重精神损害后果。

　　法院认定本案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定适用条件。为实质性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承办法官耐心释法明理、组织双方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徐某当庭向张某诚恳赔礼道歉，张某自愿放弃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案件审结。

　　针对本案折射出的大众维权认知误区，记者专访西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王莉萍，结合司法实践，为市民普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场景与维权常识，破除认知偏差。

　　记者：很多人认为只要被辱骂、受委屈，就能索要精神损失费，这种认知是否正确？

　　王莉萍：这个认知是大众最普遍的维权误区。法律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但不支持随意、过度维权。精神损害赔偿有严格法定门槛，核心判定标准是是否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日常普通口角、私下争执、单次言语冒犯，即便让人情绪不适、心生不悦，只要没有造成实质性心理疾病、严重精神创伤，也无大范围不良影响，就达不到赔偿标准。简单来说，情绪委屈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损害。

　　记者：日常生活中，哪些情况可以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市民如何快速判定？

　　王莉萍：结合司法实践，三类常见场景可依法维权。一是人身权益严重受损，遭遇交通事故、故意伤害等造成伤残，或出现死亡后果，受害者及近亲属可主张赔偿；二是名誉、隐私、肖像等人格权被恶意侵害，比如造谣诽谤、信息泄露，且在网络、社群大范围传播，造成当事人社会评价严重降低、心理出现病症；三是特殊物品损毁、特殊婚姻家庭过错，比如唯一纪念遗物损毁、家暴、重婚等重大过错。反之，私下小范围口角、单次轻微冒犯，均不在赔偿范围内。

　　记者：想要成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维权时需要重点留存哪些证据？

　　王莉萍：证据是维权关键。很多当事人败诉，都是仅凭口头陈述主张精神受损，缺乏实质证据。市民维权时，首先要留存侵权行为证据，包括辱骂录音、聊天记录、视频、证人证言等；其次也是最关键的，要留存精神损害后果证据，比如医院心理科诊断证明、心理咨询记录、诊疗票据等；最后，若侵权内容存在传播，需截图留存传播范围、浏览量、评论等证据，辅助证明损害严重性，为维权提供完整依据。

　　法官提醒：人格尊严受法律全方位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辱骂、诋毁他人，但维权需秉持理性原则，杜绝过度维权、盲目索赔。人与人交往中，应相互尊重、理性处事，避免一时冲动引发纠纷。同时，市民遭遇恶意侵权、真实精神损害时，要及时固定证据，通过合法合规的司法途径维权，既不纵容侵权行为，也不滥用诉讼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