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高学兰
——农村专业户高学兰敢为人先精神影响两代人
本报记者 薛巍敏
4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正当许多人原地观望时，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发展家庭养鸡副业，成为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让“农村专业户”这个名字在争议声中响彻陇原大地。至今，仍然有很多老兰州人依然记得那个“了不得”的农村妇女高学兰。
“误打误撞”站上风口浪尖
5月29日，兰州市西固区深沟桥附近一个现代化小区里，绿树成荫，记者几经周折，见到了正在悠闲纳凉的高学兰和她老伴。
“现在年纪大了，腿脚没以前利索，去年买了电梯新房搬了过来。”高学兰外表与普通老太太无异，衣着干净整洁，头发虽已花白，但一开口就能明显感觉到她不是一个一般的七旬老人，声音铿锵，笑声爽朗，浑身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就是眼前这位老人，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整个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的“先行者”。
“一不小心，我站到了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回首往事，高学兰笑着说，“最初也没想过要发家致富，当时村上给每家每户有上交鸡蛋的任务，少交一斤鸡蛋要扣3斤口粮，没有口粮全家都填不饱肚子，所以我就想，既然没有鸡蛋可交，干吗不自己多养几只鸡呢，既可完成交鸡蛋的任务，还可以给村上作贡献。”
高学兰1977年育了20只小鸡，可由于缺乏经验，发生鸡瘟，全部死亡。但她没有灰心，请教了有养鸡知识的农户，买了怎样养鸡的书，开始学习养鸡基本知识。
到了1978年，高学兰在自家院子里“偷偷”建起了鸡舍，最初只养了三四十只鸡，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学兰率先发展家庭副业，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高学兰告诉记者：“当时只能‘偷偷摸摸’搞养殖，但鸡越养越多，已经到了纸包不住火的地步。1980年前后，周围的人几乎都知道了，名气也传了出去，但是谁也没说过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1980年6月5日，省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报道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高学兰养鸡的事。这篇文章一经刊发，便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广泛讨论，让当时36岁的农村妇女高学兰一时成了风云人物。
文章中提出了农民养鸡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此稿刊发后，农民养鸡对不对？养鸡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路能不能走？应该怎么走？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立即遍布陇原大地。这场讨论，在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深处无疑是一场革命，而高学兰也因此一度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
“我那时也很困惑，不知道是应该放手继续干，还是就此打住，像大家一样出劳力挣工分？”虽然心里也犯嘀咕，但是她觉得自己做得没有错，“我又没干违法的事，凭自己的双手给社会增加了丰富的产品，改善了家庭生活，也带动了村上的村民，还给国家作出了贡献。”
领导给吃了“定心丸”
关键时刻，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专程来到高学兰家实地察看鸡舍，询问高学兰养鸡中遇到的困难。高学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宋平同志来她家时的情景：“一大早，区上有人通知让她哪都别去，有领导要来。”
高学兰一听，心里十分忐忑不安，担心是不是这次真要割了她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等到宋平一行人到来时，她一直往人后缩，宋平亲切地把她拉到身边坐下，说：“今天你是主角。”
高学兰看到宋平如此和蔼可亲，便壮起胆子问：“宋书记，我做得对不对？”宋平肯定了她的做法，并亲切地对她说：“大胆地干，脚步可以迈得更大一点。”
“我得找个录音机把你说的话录下，如果有人找麻烦，我就找你呢。”高学兰觉得有了书记的肯定，自己做的事情终于可以体现价值了。
1980年7月5日，宋平根据自己调查和思考的问题，亲自撰写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探索———从高学兰养鸡谈起》一文，并于7月9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省报发表。这篇文章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如何看待农村专业户这一新生事物，阐明了农村专业户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有了省委书记的支持和鼓励，高学兰吃下了定心丸，也使她成了名人。后来她继续养鸡，成了脱贫致富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初，高学兰成了全国闻名的“三兰”专业户中的一个。
然而养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候没有什么现代化养殖，养鸡所有的工序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喂鸡的原材料没有粉碎机就只能自己动手砸，一天下来腰都快要累断了。”在高学兰的记忆里，那时候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一天能休息。
虽然很累，但她告诉记者：“吃苦我不害怕，就害怕受穷，我就想凭自己的辛勤劳动，让日子过得有盼头。”有付出就有回报，到1982年，高学兰家的存栏鸡已达到800多只。她说，就在那年，她挣了一生中的第一个1万元，成了“万元户”。
改革春风吹遍陇原大地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为大讨论指明了方向，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大讨论带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开展，各种形式的个体户、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时间甘肃农村呈现出多年未见的勃勃生机。
“在高学兰的带动下，西固区养鸡专业户发展到600多户，养鸡6万多只，比去年增长了20倍。永登县养羊30只以上的农户已经发展到900多户，养羊近3万只。再加上当时在二阴地区推广的肉牛养殖、在红古花庄推行的奶牛养殖、在干旱地区的站羊养殖以及水川地区的生猪养殖，这些规模算起来，兰州市的农业专业户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数量。” 1980年10月的《兰州市城郊如何改变农业内部结构搞畜牧业现代化》一文中，证实了她所带来的积极变化。
1981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首次肯定了专业户的形式，并将甘肃的做法向全国作了推广。中央文件中认为，农村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主张“珍惜爱护，积极扶持”。
1982年的《兰州市农业情况总结》指出：“全市养鸡专业户已发展到4185户，养鸡54.6万只，创历史最高水平；奶牛年底存栏3700头；永登县玫瑰专业户发展到2230户，共栽植玫瑰40多万丛，带动了玫瑰生产的大发展……”成果是辉煌的，数字是喜人的，专业户们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收益。
兰州市农林局1982年12月22日的《关于开创农业新局面的意见》中记载：“全市已经形成了以养殖专业户为主，花卉、蔬菜种植等专业户为辅的专业户队伍，充分发挥了我市蔬菜瓜果、肉食生产和百合、玫瑰、烟叶等传统产品的优势，既供应了城市人民需要，又增加了社员收入。”
有关资料记载，时间来到1984年，这一年物资统购逐渐淡出，像高学兰家这样的养鸡场产的鲜蛋开始向市场销售，当年，西固区为市场提供鲜蛋71.5万公斤，兰州年人均消费鲜蛋由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0.72公斤增加到4.9公斤。在高学兰的带动下，村里有好多人开始养鸡，有的人家里困难，连小鸡都没钱买，高学兰就无偿提供，“政策对了头，群众的日子就有奔头，生活就会慢慢好起来。”
如今的高学兰老人早已告别了令她备受争议，也带来荣誉的专业养殖户生涯，和老伴在家过起了赋闲的退休生活。“后来我也办过废油加工厂，开过汽配店，做那些的时候，基本上也算是周围亲戚朋友中的‘第一位’，总是当‘先头兵’，取得过一些成绩，也吃过不少亏。”即便如此，性格倔强的高学兰老人直言自己并不后悔，改革本身就要在曲折探索中前进。
正如高学兰所言，经过四十年的风雨洗礼，她所在西固的城中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绿化美化一应俱全，宽阔的马路修缮一新，这里已没有了家庭式养鸡场，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型陶瓷制品交易市场，“年轻人在外打拼事业，老年人在家安享晚年。”
“改革开放转眼已经40年了，我这一辈人已经折腾不动了，现在都是我孙子孙女这些年轻人的时代，改革还要继续下去，也是年轻一代的使命。”高学兰老人希望，自己可以在改革开放50年时看到更多的改革成果。
